王子今:秦交通考古及其史學意義

來源:光明日報 發布時間:2019-01-26 編輯:文化網

文化網2019年01月26日訊:

  1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在京成立。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指出,“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希望我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繼承優良傳統,整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著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推動相關歷史學科融合發展”。

  眾所周知,歷史學與考古學都是研究人類的過去,都強調二重證據或多種證據的結合,只是研究的對象一個側重于文獻和文本,一個側重于文物和遺存;研究方法上一個側重于考據、分析、歸納和邏輯推理,一個側重于田野考古發現。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努力打破學科界限、在融合交叉中創新發展,相關研究也因為考古新發現、新史料的涌現而不斷深化與進步。本刊近期推出歷史與考古雙重視域下的歷史學研究系列,以期對推動相關歷史學科融合發展有所助益。

——編者

  ■本期主題:歷史與考古雙重視域下的秦史與秦文化

  ■本期主持: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主持人語

  近年來,考古新發現對秦史重要情節的揭示,對于秦文化重要特征的認識,在公布新的信息,發表新的實證的同時,也開啟了新的路徑,提示了新的線索。若干重要收獲得到學界的普遍肯定。在由國家文物局委托中國文物報社和中國考古學會評選的歷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就有涉及秦史與秦文化的多項收獲。如“湖南里耶古城及出土秦簡牘”(2002年),“甘肅張家川戰國墓地”(2006年),“甘肅禮縣大堡子山遺址”(2006年),“陜西富縣秦直道遺址”(2009年),“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2013年),“陜西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2016年),“陜西西安秦漢櫟陽城遺址”(2017年)等。其實,其他如“重慶三峽工程淹沒區考古調查”(1994年),也是包括秦代巴人遺址和墓葬的。又如“重慶三峽庫區云陽李家壩遺址”(1998年),也包含蜀道開通之后受到秦文化影響的巴文化的因素。這組文章分別討論了鳳翔雍山血池遺址的發掘、里耶秦簡的發現與研究、秦交通考古收獲對于秦史與秦文化考察的重要意義。考古新發現對于歷史研究的推進是多方面的。今后的前景,我們亦將樂觀以待。

  交通考古成為學界重視的學術方向,俞偉超的《三門峽漕運遺跡》可以看作重要標志。近年秦“厎柱丞印”封泥的發現,大致可以說明黃河漕運在秦時已經起始。對交通開發與交通建設的重視,是秦崛起于西北,并逐步強盛,得以統一全國的重要因素之一。對于秦史與秦文化的諸多認識,可以通過秦交通考古的收獲得以深化。

秦人經營交通線路的考古發現

  考古學者20世紀80年代對藍橋河棧道遺存的發現與研究,進而對商鞅封地商邑遺址的調查與發掘,使得秦楚之間“武關道”的交通效能與交通形制得以認識。考古學者發現的子午道棧道遺存,據劉邦南下漢中“道由子午”(《石門頌》)分析,可能也是秦道路工程的遺跡。

  內蒙古考古學者較早對秦始皇直道北段線路進行了考古調查,史念海發表《秦始皇直道遺跡的探索》一文之后,陜西、甘肅、內蒙古的秦直道考古工作多有發現。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張在明研究員主持的富縣樺樹溝口秦直道發掘,列名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秦統一后的第二年,即開始了“治馳道”的宏大工程。據西漢人賈山的追述,秦“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漢書·賈山傳》)。秦漢之際戰爭中周勃等人“當馳道”的軍功記錄,反映馳道連接各地的實際作用。考古學者通過鉆探和試掘等方式,在秦咸陽宮附近以及秦都咸陽以南方向發現了秦馳道的遺存。在陜西咸陽窯店鎮南的東龍村以東150米處,考古工作者曾發現一條南北向古道路遺跡,路寬50米,筑于生土之上,兩側為漢代文化層(孫德潤、李綏成、馬建熙:《渭河三橋初探》,《考古與文物》叢刊第3號《陜西省考古學會第一屆年會論文集》)。這條可能連通咸陽北阪宮殿區與阿房宮的道路,以秦宮布局“象天極”的規劃意圖分析,應當屬于馳道交通系統。

  據《戰國策·趙策一》記載,趙豹曾警告趙王與秦國軍事對抗的危險性,稱“秦以牛田,水通糧”,“不可與戰”。秦開發水運的成功,見于李冰“通正水道”,“以行舟船”與秦軍“大舶船萬艘”“浮江伐楚”的文獻記錄(《華陽國志·蜀志》)以及靈渠等遺存。而考古發現的確定信息,有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木板地圖對水運航路與水路“關”的明確標示。

秦人的車輛發明

  陜西鳳翔戰國初期秦墓BMl03出土兩件形制相同的牛車模型,牛一牡一牝。出土時陶車輪置于牛身后兩側,其間有木質車轅及軸、輿等車具朽痕,可以看到車轅為兩根(吳鎮烽、尚志儒:《陜西鳳翔八旗屯秦國墓葬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3輯)。這是中國考古資料所見的最早的雙轅車模型,也是世界最早的標志雙轅車出現的實物資料。只需系駕一頭牽引牲畜的雙轅車的出現,體現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進步。兩件牛車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且牛為一牡一牝,可以說明秦國民間運輸生產資料的普及程度。

  劉仙洲研究中國古代交通運輸機械,曾經指出漢代文獻所見“鹿車”就是獨輪車。其創始年代應在西漢晚期。史樹青就此也有所論證。據秦始皇陵兵馬俑坑2號坑發掘資料,當時地面有“印痕清晰,轍與轍之間無明顯對應關系”的車轍印跡,發掘報告執筆者說,這些車轍“疑為獨輪車遺跡”,相應圖版直接標明為“獨輪車印”(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秦始皇陵二號兵馬俑坑發掘報告》第一分冊,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頁至第118頁,圖版四一)。如果“獨輪車印”的判斷成立,可以證明這種車型當時已經投入使用,則獨輪車的發明和使用,可以提前到秦代。

交通動力開發的文物實證

  秦人重視養馬業,“好馬及畜,善養息之”。“息馬”的技術優勢,是秦文化傳統的特色之一。在馬作為最先進的交通動力的時代,“馬大蕃息”成為秦立國進而迅速富強的重要條件(《史記·秦本紀》)。秦人畤祠最早使用“木禺車馬”(《史記·封禪書》),即木制車馬模型作為祭品,實物證明可以通過考古工作獲得。而數量頗多的仿擬社會生活中實用駿馬形象的最生動、最強壯的陶制馬匹模型等文物的出土,也是相關歷史跡象的直接反映。

  《史記·匈奴列傳》介紹匈奴歷史人文與經濟生活,說:“其奇畜則橐駞、驢、騾、駃騠、騊駼、驒騱。”一些學者以為“駃騠”是“驘”,即通常所謂“騾”。《鹽鐵論·力耕》言張騫“鑿空”之后,“驘驢馲駞,銜尾入塞。”而李斯《諫逐客書》已經說到秦王的“外廄”有“駿良駃騠”。明代學者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二《說部》“《短長上》二十三條”,說到古墓發現簡牘文書,敘戰國秦至漢初事,推測可能是“戰國逸策”。其中有涉及“烏氏倮”的一段文字:“烏倮以所畜駃騠百足、槖駞十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甌脫,使比列侯以朝。”這段記錄雖然并非出自信史,但是與秦于西北方向主動溝通精于“畜”的北方民族,亦可能因此接近成熟的馴畜技術的歷史真實是相符合的。“所畜駃騠百足”者,可以在我們討論與“駃騠”相關的問題時引為有參考價值的信息。在交通動力的開發方面,秦人較早引入騾和駱駝,是可能的。許雄志編《秦代印風》收錄“王驢”印,為劉釗所關注。放馬灘《日書》中“三十六禽”列名,程少軒指出其中的“閭”應當讀為“驢”(《放馬灘簡所見式占古佚書的初步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三本第二分)。這也是秦人較早對驢有所認識的實證。鄂爾多斯青銅器博物館藏征集品“圓雕立驢青銅竿頭飾”,長8.9厘米,高11.5厘米。另外一件類似器物,驢的形象也是明確無疑的。注意到“戎王”部族經“烏氏倮”等為中介對秦畜牧生產形成積極影響的情形,則可以理解漢代成為內地重要交通動力的“驢”由秦人較早利用的可能。

秦交通考古多方面成就對秦史研究的推進

  以秦人社會活動遺存為對象的考古工作,收獲是多方面的。歷年評選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與秦相關的考古成就得到學界普遍肯定。被評為2013年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陜西西安西漢長安城渭橋遺址”,其文化內涵包括戰國至秦代遺存。廚城門一號橋橋樁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370年。這座南北向木梁柱橋長達880米,其發現與考察對于橋梁史研究有重要學術意義。黃河上最早的臨時性浮橋與常設浮橋都為秦人修建。廚城門一號橋的秦工程史的元素,也值得學界重視。陜西鳳翔孫家南頭村發掘了西漢汧河碼頭倉儲建筑遺址。附近地方考古調查所獲同類建筑材料說明,春秋戰國時期汧河沿岸已經建造了倉儲設施以及水運碼頭。汧河水文條件的歷史變化與倉儲碼頭的使用與廢棄有關。考古學者認為這樣的建筑可以看作秦都雍城交通格局的一部分,應當是合理的判斷。

  秦始皇陵從葬銅車的形制,體現了當時制車技術的高峰。秦陵兵馬俑軍陣中步兵服用的鞋履與行縢,也為交通史學者所關注。龍崗秦簡有關“馳道”制度的內容,里耶秦簡水驛資料,睡虎地秦簡“輕足”身份與里耶秦簡“郵利足”身份,岳麓書院藏秦簡“馬甲”簡文,北京大學藏秦簡水陸里程記錄等,也都反映了秦交通史的重要信息。相關考古工作,同時也為說明秦行政建設的規范設計與效率追求,說明秦文化堅持實用原則,講求進取性、機動性的傳統,提供了生動具體的例證。

  (作者:王子今,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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