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歷史學必須要有全球視野——《全球通史》中譯本序

來源:中華讀書報 發布時間:2019-01-26 編輯:文化網

文化網2019年01月26日訊:

《全球通史:從公元前500萬年至今天》[美]霍華德·斯波德克著,陳德民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定價:580.00元

  一天中午,我接到上海交通大學陳德民教授來電,說他主持翻譯了一本美國學者編撰的《全球通史》,足有百萬余字,已出清樣,囑我為此書作一序。數月后,年逾花甲的他竟然推著裝著沉甸甸書稿的小車送到我家,進門時,他的額上還沁著汗水。當我與他一起從小車布袋中取出厚厚譯稿時,欽佩之情油然升起。

  次日,我翻開書稿,開始閱讀,盡管因白內障視力不佳,還是被這本書深深吸引了,花了不少時間讀畢全稿,掩卷冥思,欣然動筆。我想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陳教授及其合作者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為中國讀者譯介這本史料豐富、圖文并茂、雅俗共賞、引人入勝的全球史教材“值得”!

  在記憶中,讀書時使用過的教材印象特別深,它可說是無涯書海中的最特殊的一種書本,因為它讀者廣,影響大,受眾是正在探索真知的年輕人,大家對教材往往帶著一種信任甚至是敬畏來拜讀的,所以教材的好壞會影響一代學生未來的發展。可是一說到教材,我們總會將歷史教材與死記硬背聯系起來,不少人對學習歷史不感興趣,把歷史課與背誦年代與人名劃上等號,原因何在?與教材大有關系。說怪也不怪,原本豐富多彩、妙不可言的悠悠人類歷史在某些教材中卻變成了干巴巴的幾條筋,成了一長串的大事年表,讀之無味,味同嚼蠟,誰還會有興趣讀下去呢?

  今天展現在我們眼前的美國史學家霍華德·斯波德克撰寫的《全球通史》完全不同于我們年輕時讀到的那種枯燥無味、意興索然的歷史課本。首先,結構新穎是本書最大的特色。我以往讀過的世界歷史教材,不外乎以史前、古代、中世紀、現代早期(近代)、現代后期(現代)、當代歷史構成一個整體,每一時代都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國際關系等層面,可謂是一種“斷代史”的疊加;或以文明為特征把歷史分為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工業文明等;或如作者所描寫的那些美國教材——“現在書店能見到的眾多歷史教科書研究的起點依然是從西歐開始,只是用零碎幾個章節來介紹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等等,不一而足。

  本書以時間為經,以八大主題和轉折點為緯,“把年代學、歷史主題和地理學研究聯系在一起”,編織成一幅全球歷史的精美畫卷。本書吸收了傳統教材與近年世界文明史研究的成果,獨具匠心,根據全球歷史發展的內容與內在聯系設計了八大專題。“按照一條時間軸線把從早期人類的出現直到今天的演變過程按順序一一介紹”,讓學生自己來了解。

  第一篇主題“人類的起源和人類文化”將讀者帶入神秘的史前時代(公元前500萬年—公元前10000年),開卷就向讀者提出:“我們究竟來自哪里?人類是怎么會棲居到這個地球上來的?”本篇含多幅當今考古學家最新發現的古人類頭骨等文物照片,為讀者解開人類起源之謎。

  隨著漫長的時間的推移,人類在發展道路上出現了一個轉折點——“農業村莊”出現,讀者就此進入了下一主題。第二篇主題“定居(公元前10000—公元1000年)”,向讀者展現了一幅人類定居的畫面,為滿足社會演變進化的需要,地球上的人類從遷徙游牧到定居,其標志就是棲居地——早期的農業村莊出現形成,后來又發展成為城市。“城市定居點的建立在世界許多地區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悠悠歲月又將人類引入新的轉折點——“從城邦國家走向帝國”。第三篇主題“帝國和帝國主義(公元前2000—公元1100年)”,向讀者展現人類的不同的文明地區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帝國,早期帝國開始形成;作者把讀者引入地球上的古代帝國的榮辱盛衰,從亞述的薩爾貢到亞歷山大大帝,中國的秦朝和漢朝,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印度的孔雀帝國和笈多帝國。在介紹中國漢代時,人們可以發現有一個“我們是怎樣知道的?”的欄目,用較大篇幅以“偉大史學家”為題介紹了中國史家司馬遷,這在同類教材中是頗為罕見的。

  新的轉折點“政治和宗教”將讀者帶入新的主題。第四篇主題為“世界各宗教的興起(公元前2500—公元1500年)”。讀者在這一專題中可以領略到世界上的各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的創立和傳播。在“人活著不能僅靠面包:世界歷史上的宗教”醒目提示下,豐富的描寫與分析使讀者認識到“人的精神情感被組織成強大的宗教體系,其中有的傳播至世界范圍”。

  讀者在經歷了充滿神秘色彩的各種宗教教義、內容、組織和影響的探討后,進而被引入新的轉折點——“從宗教到貿易”。第五篇主題“商品和人口的流動(1000—1776年)”,向讀者展示全球范圍內商品的運輸交換和人類的遷徙活動,以及各大洲的交往連接,從而形成了全球性的網絡結構。讀者會被人類的商品貿易與人口大遷徙的壯麗畫面所吸引,感受人類流動的宏大氣勢與滄桑巨變。

  第六篇主題“社會變革(1640—1914年)”。本主題的時間跨度不算長,但社會變化巨大而深刻,讓讀者進入體驗全球性重大變革的歷史進程:政治革命與工業革命。政治和經濟體系的巨大、激烈的變革產生了新的社會價值觀和社會體系,并且深刻影響著所有的個人、家庭和社會。

  第七篇主題“技術大爆炸(1914—1991年)”,向讀者揭示了人類社會技術的變化和技術對人類的控制,指出新技術體系無論是簡單的還是復雜的體系是如何形成的,及其同時對人類的生活起著一種“改善和威脅作用”。以往教材重在說明科技發展對于人類的正面效應,本篇則提醒人們,科技發展也會對人類帶來種種負面的效應,兩次世界大戰中高科技現代武器的運用帶來巨大的殺傷力就是明證。“在20世紀的前半葉,技術更多地被運用于戰爭而不是和平”,“造成毀滅性后果的技術繼續同推動生產力提高的技術一起齊頭并進”。

  第八篇主題“演變中的身份特征(1979年至今)”。讀者在這一主題中可以了解當代全球性的變化——新的身份的形成:包括全球的、國家民族的、地區的、文化的和個人的身份,聯系越來越緊密的通信、貿易和權力的網絡把不同的個人和群體連接起來,迫使他們不斷地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本書告訴我們:“比起以前,近些年來身份的形成受到的影響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強烈。交通運輸、旅行、通信,特別是互聯網,對我們個人和集體身份意識都有強大影響。”將讀者引入政治身份、宗教文化身份、全球化——新的經濟和文化身份、生態問題和公共身份的有趣探索。

  眾所周知,以主題為緯梳理歷史,難以避免一個時間或內容上的重復,因為每一人類社會的主題都有自己的來龍去脈,不會局限在某一個時代,不可能與某一時刻如刀切般地“割斷”;而每一個時代又一定會包含有若干“主題”而不可能僅此一個。

  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在構想本書的新穎結構時就似乎已預見到這一問題,并且盡力在內容編寫上避免此類缺陷,每篇的開端對該主題作出承上啟下的歷史性概括,如第五篇“商品和人口的流動”,編者在開頭就概括說:“我們一再注意到貿易對各個地區的經濟和世界經濟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如我們在第二篇中所看到的,貿易將古老的城市文明中心——美索不達米亞、印度河流域以及尼羅河流域聯系了起來。在第三篇中我們看到各個帝國都在設法保護主要的交通路線……在第四篇里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上的幾大宗教沿著同樣的貿易路線傳播開來,而且宗教往往是通過商人得到傳播的……”

  作者利用再版的機會總結前面幾版的編寫經驗與得到的反饋意見,在本書的21世紀新版中“在繼續圍繞主題進行探討的同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保持清晰明確的年代順序上。讀者會注意到我們為保持這一年代順序作出的努力和重大改進,比起前面各版來,不至于需要經常在時間階段順序上前后查索了”。

  編者還在每篇結束時精心設計了“轉折點”一欄,讓讀者如跨過橋梁一般通過“轉折點”,自然進入下一主題。就這樣,經編者的精心編寫,再版的不斷完善,特別是21世紀新版的修改,整篇全球史不僅結構新穎,主題突出,且時間線索明晰,讀來渾然一體,自成一格,達到作者預想之目的——“我們之所以選擇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突出某些特定的主題,是因為這樣學生就會對這些主題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進而學會把它們作為分析工具,并以此形成他們自己對我們的世界的認識。”總體而言,本書的專題設計符合歷史事實,成一家之言。

  本書的第二個特點是具有“全球視野”。如果說上述的八大主題是《全球通史》的構架與血肉,那么該書的視野猶如她的大腦一般全面深刻。本書作者特別指出:“本書以及書中每一個轉折點和主題所涉及的范圍,都是全球性的。”為何一本世界歷史必須要有全球視野?著名史學家艾里克·霍布斯鮑姆說:“史學家盡管關注的是微觀方面的事情,但他們必須放眼全世界,不是出于我們許多人仍然忠于的理想,而是因為它是理解人類歷史,包括任何人類特殊部分歷史的必要前提。”(《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第321頁)

  縱觀全書,我們可以發現全球視野貫穿于八大主題之中,一以貫之,無一例外。全書對人類的悠悠歷史做鳥瞰式的描述與分析,例如談到工業革命,本書從全球視野加以分析,誠如作者坦言,他對歐洲的工業革命的研究包括對它的資金提供的研究——這些資金至少是部分來自對新大陸的人民和土地的征服,奪取的黃金和銀子,以及從非洲的奴隸勞工身上榨取的財富,這一切財富都投入到歐洲去了;工業革命的結果以帝國主義的形式在全球范圍內延伸到亞洲、非洲、澳大利亞和拉丁美洲;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面臨新的機會和挑戰時形成了相互作用。

  對全球人口遷徙問題,本書從全球視野出發敘述與研究了四個方面:一是歐洲人從歐洲散布到世界各地生活,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一個“新歐洲”,與此同時歐洲人“在各地給常住居民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二是奴隸貿易,把約一千萬非洲人帶到美洲;三是蒙古人和突厥人的長途遷徙,他們從中亞出發,入侵和占領了東至中國、西至俄羅斯和巴爾干半島、南至印度的土地;四是在全球不同區域出現的人口從鄉村到城市的遷徙。

  在宗教問題上,作者以其特有的全球視野對世界上的五大宗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做了相當全面的分析與研究,這是以往偏重基督教的通史無可比擬的。本書明確指出,其重點在于對宗教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用做更深層次的探討。時間重點放在公元約300年到1200年左右,其間,印度教教義在印度整個范圍內得到更充分的闡述和系統化;佛教在中國、日本和東南亞興起并奠定重要地位;猶太教被驅逐出其發源地以色列,隨著流亡者傳播到西亞的大部分地區、地中海盆地和北歐;基督教成為歐洲的一大文化體制;伊斯蘭教從非洲—亞歐大陸的中樞地帶傳到遙遠的東半球。

  “啟發心智”、重在分析是本書的第三個特點。歷史教材不僅給讀者提供浩瀚無際的歷史知識,更重要的是讓學生愛上歷史學,能幫助學生在探索人類歷史的過程中獲得快樂,并學到歷史學特有的歷史哲學、歷史方法和歷史視野。著名史學家柯林武德曾指出,“我認為,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會同意:歷史學是一種研究或探索。”(《歷史的觀念》,第9頁)確實,歷史學的靈魂是歷史分析或歷史哲學,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史識”。

  本書善于提出各種問題并介紹同一問題的若干不同分析與觀點,同時還推薦大量參考書,讓學生和讀者閱讀理解后自己去作出判斷、選擇。如在“對于早期城市化的一些現代評論”中,編者在分析蘇美爾城邦國家取得的文明成就與付出的代價時,介紹了美國最受尊重的城市歷史現代評論家之一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的觀點——認為這種人類早期城市“權力、宗教和持續戰爭的結合,對城市生活來說是一種永久的禍根”;介紹了作為社會主義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卡爾·馬克思的觀點——城市的興起導致“人類劃分為兩大階級”;介紹了女權主義學者格爾達·勒那(GerdaLerner)的觀點——在城邦發展到相互交戰并產生等級制的階級結構之前,婦女的地位是比較平等的。然后讓學生思考如下問題:1.劉易斯·芒福德從他的古代城市研究中得出了關于戰爭的哪些結論?這又是如何影響其現代戰爭觀的?2.卡爾·馬克思從其對古代城市的研究中得出關于階級關系的哪些結論?這又是如何影響他對現代(19世紀的)城市中的階級關系的看法的?3.格爾達·勒那從其對古代城市的研究中得出了關于性別關系的哪些結論?

  本書在評估殖民主義遺產時認為,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歷史學家們在評估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影響時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指出:“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Stavrianos)主要從經濟角度,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意見。他認為殖民統治‘在工業和商業方面使生產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但支付給勞工的報酬和殖民地的財富均未得到相應的增長。”而研究西方文明史的西奧多·凡·勞(TheodoreVonLaue)深受猶太教與基督教觀點的影響,提出西方的價值觀將引領其他價值觀的假設;但蒂帕什·查克拉巴提(DipeshChakrabarty)對勞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西方統治者最大的(自我)欺騙就是把歐洲的價值觀宣揚成適用于全世界的價值觀,并要求歷史向這個目標靠攏。他對世界其他國家將等候在歐洲的“候車室”這一看法持否定態度。查克拉巴提的確欣賞歐洲啟蒙價值觀,但他認為歐洲的價值觀并不是唯一符合人類發展的價值觀,不應也不必成為全球的價值觀。作者請學生思考“殖民統治帶來的經濟技術影響和文化影響中,哪個影響更重要”,并要求舉例說明,讓學生了解不同學派、不同學者的觀點,在相互比較或爭論中尋求真知提高學識。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肯定的有效做法。

  本書上述三個特點的形成與作者的指導思想是分不開的。我很欣賞作者撰寫本書的指導思想,他認為本書“通過它的主題內容、敘述方式和分析方法來吸引讀者,把讀者調動起來,甚至使他們產生強烈興趣。它應該使得學習這門課程的學生打開眼界,開放心靈……本書有必要向他們介紹歷史學家的研究方法和他們的‘思維習慣’。”

  他指出,是過去成就了今天的我們,而且繼續影響著我們的未來。在這一意義上,過去并沒有過去,就像我們自己認識的、那些影響著我們生命但已經遠離我們而去的人并沒有“故去”一樣。本書重點突出“過去繼續對今天和未來產生著巨大的影響的那些方式。它將幫助我們認識我們是怎樣成為今天的我們的”。他認為,將軍們對過去的戰例進行研究,目的是為了理解現代的戰爭該怎么打;經濟學家們研究過去的經濟增長和衰退,是為了理解我們應該怎樣促進經濟增長,避免衰退。理解過去的家庭和人際關系起作用的方式,有助于我們尋找到使我們的家庭生活和人際關系更加美滿的方式。“我們必須選擇這樣的策略,即在理解人類全部經驗的前提下,我們怎樣能最大限度提高理解我們今日生活的能力。”

  霍華德·斯波德克對歷史學的理解頗有見地,且對多元文化有獨到見解。這與他的學術經歷有關。他與我是同齡人,我們都已是古稀老人了。1963年他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獲歷史學學士學位,研究方向為“亞洲研究”。1966年他在芝加哥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72年獲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印度研究。1964—1966年,他作為美國富布賴特學者首訪印度。他在印度從事研究和教學達七年之久。他不僅潛心書齋研讀,也熱衷“行萬里路”,遍游美國、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和歐洲等地。1972年他任職坦普爾大學,1984年任教授,1993年獲“坦普爾大學優秀教師獎”。1988年,他開始專門從事世界史研究,承擔科研項目,與費城學區的教師合作,從事提高教師們關于世界歷史的知識基礎,計劃重新撰寫一份供學區學校使用的世界歷史教學規劃。后又投入另一個項目——把大學教授和中學教師結合起來,對世界史教學進行重新思考和修正,1997年他出版了本書第一版,就是這幾個項目的直接成果。他出版的學術著作主要關于印度,包括《地區發展中的城鄉一體化》(1976)、《東南亞的城市形式及其意義》(與人合作),并發表多篇關于印度的城市化,以及婦女的發展問題等論文。在閱讀本書時我曾疑惑霍華德·斯波德克編寫的教材非歐部分占有相當篇幅,且敘述與分析相當到位,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他兼學東西方文化與歷史,對亞洲特別是印度情有獨鐘的學術經歷提供了答案。

  把這樣一本結構新穎、具有全球視野和重在啟發心智的通史譯成中文,給中國讀者提供了一個觀察全球歷史的窗口。我們要感謝陳德民教授領銜的翻譯團隊為此付出的巨大勞動與心血。我與陳教授認識也因書緣而起,上世紀末,經華東師大余靜嫻副教授力薦,我們一起參與翻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J.M.羅伯茨的10卷本《世界文明通史》,他負責第4和第5兩卷的翻譯。他是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上海翻譯家協會會員(曾任理事)、上海外語口譯考試委員會英語專家組成員,曾主持起草《上海英語高級口譯考試考試大綱》。在我有幸與陳教授一起切磋譯稿的歲月中,他對譯文一絲不茍的執著,對參加翻譯的年輕教師和學生的嚴格認真的態度令我佩服,當年《世界文明通史》得以成功出版有他的一份貢獻,此次作序給了我再次向他與余靜嫻副教授表達謝意的一個機會。(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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