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間科舉研究的變化

來源:中華讀書報 發布時間:2018-12-24 編輯:文化網

文化網2018年12月24日訊:

明代狀元趙秉忠的殿試試卷

  2003年11月1日,加拿大溫哥華,UBC大學展覽館。經文化部批準,由中國駐加拿大溫哥華總領事館和中國對外藝術展覽中心主辦,上海市嘉定博物館、北京東方潤通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共同承辦的《中國科舉文化展》在這里成功舉辦。期間,共展出中國的科舉文物圖片250余件,包括唯一保存至今的明代狀元趙秉忠的考試試卷和明清兩代科舉考試的朱卷、大小金榜、夾帶,考試所讀的四書、五經等儒學典籍。展覽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天時間,卻吸引了近3000人前來觀看,在當地的華人社區和渴望了解中國文化的西方人中間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很多人是驅車幾百里,有的人更是每天必到,并帶著家人、鄰居一同來參觀。

  時任中國駐溫哥華領事館總領事李元明曾感慨地說:“近些年來,很少有展覽能像中國科舉文化展這樣在溫哥華引起如此大的反響。”連普通中國人都了解不多的有關科舉文化的展覽,在國外竟引起這么多人濃厚的興趣,頗有些出乎意料。過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國家主流媒體都曾做過詳細報道,稱這次“中國科舉文化展”是迄今為止,中國首次在國外舉辦的內容最全面、展品數量最多、介紹最為系統的中國文化展。科舉文化在加拿大的成功展出,震動了當時中國的文化界,一場關于中國歷史、中國傳統文化怎樣“走出去”的大討論開始持續發酵。

  筆者外公鄧嗣禹為留美哈佛學者,因他于1936年出版《中國考試制度史》一書,曾被海內外著名出版機構再版過七次,后又發表過多篇研究科舉方面的開拓性論文,因此被國內外學者喻為中國科舉制度研究的奠基人。由于家族淵源,從2012年開始,筆者多次被邀請參加科舉相關的學術會議與講座。親歷了四十年期間科舉研究在當代經歷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被崇尚的時代,輝煌的過往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這首出自于宋真宗趙恒的《勸學詩》,幾千年以來一直成為激勵男兒奮發苦讀,以便中舉參政,有所作為的絕佳詩句。今日重新讀來,誠懇勸學之意,猶然娓娓悅耳。

  在宋真宗的《勸學詩》感召下,有一位九歲的小學生還寫過一首《神童詩》: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后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詩句被廣泛引用,對于中國人崇尚教育,注重子女培養方面起到了極大的激勵作用。“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可見古代科舉,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教育、文化、民間習俗等方面產生的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所謂“科舉”,就是通過考試選拔官吏、分科取士。科者,科目;舉者,選官用人。這個制度從隋朝開始(公元605年),直至清朝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結束,經歷了1300年。在這期間,科舉制度一直是古代統治者取士之正途。

  隋煬帝于大業元年(605年)創建了進士科,標志著科舉時代的開始。到了唐代,科舉制進入迅速發展時期。自唐太宗以后,進士科在人們的心目中地位崇重,所以有眾多士人趨之若鶩。受科舉考試發展的內在動力的推動,唐代科舉考試內容日漸豐富,考試條規趨于繁密,科舉在社會上真正占有了重要地位。

  從唐中宗神龍(705-707年)以后,還形成了曲江宴會、杏園探花、雁塔題名等科第風尚。當新科進士泛舟于曲江之上宴飲之時,請宮中教坊派樂隊演奏助興,長安城士女百姓爭相觀看,萬人空巷,有時皇帝也登臨曲江南岸的樓臺觀看,成為唐代京城的一大景觀。這種風尚到唐玄宗時期更是盛行,也從一個側面體現科舉時代人們對科名的重視程度。

  宋代科舉在社會上的地位十分崇高,狀元登第儀式風光無比,甚至有領兵數十萬恢復幽州薊州、班師凱旋都不可與狀元相比的說法。

  明清時期,科舉發展得相當完備,政府對科舉的推崇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社會對科舉的重視也幾近于頂禮膜拜的地步。

  那么,中國在此之前,又是如何選拔官吏的呢?

  古代各個朝代都不盡相同。戰國時期,采用軍功與養士制;漢代,采用鄉里選舉制;三國南北朝時期,采用九品中正制。這些制度無一例外,因為都沒有明確、客觀的標準,不允許士子自由參加考試,主要渠道是依靠朝中現有官吏主觀性的推薦,因此血統、門第和財富便成為取士的主要因素。結果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社會的僵化與不穩定也就不足為奇了。

  科舉,將讀書和做官通過考試緊密連接起來,使儒家倡導的“學而優則仕”風氣形成制度化,保證所選拔的官員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質,促進“精英治國”成為現實;科舉,以考試成績作為選擇官員的唯一標準,被譽為“至公之制”,不僅有利于強化統治思想、穩定國家秩序,更有助于消除反叛力量,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科舉,作為當時知識分子實現“治國平天下”抱負的最佳途徑,直接塑造了他們的精神修養和思維方式;科舉,通過千萬進士、百萬舉人的威望,直接影響著千百年來一般民眾的價值觀念,推動了唐宋詩詞文學的發展。

  科舉制度、科舉文化和科舉文物是中華文明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對于中國隋朝之后的各個朝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上海最具代表性的科舉人物,應該是明代著名科學家、政治家徐光啟。1604年,徐光啟中進士后,考選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崇禎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徐光啟畢生致力于數學、天文、歷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奮著述,尤精曉農學,譯有《泰西水法》等,著有《農政全書》等。同時他還是一位溝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他和意大利漢學家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為17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些西方及中國學者對于科舉西傳問題進行了艱難的探索,筆者的外公鄧嗣禹就是其中之一。

  雖然在形式、內容方面不盡相同,英法美等主要西方國家都曾借鑒中國的科舉制度,作為文官制度的參考。而東亞、東南亞等各國,曾有相當多的知識分子來中國參加科舉考試;朝鮮、越南、日本則直接、間接地仿照中國設立科舉。一時間,中國的科舉曾經風靡世界。

  科舉,曾被國外學者譽為中國古代的“第五大發明”,這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在精神文明領域推動世界文明進步的一項重要舉措。中國是文官制度的發源國,為世界現代文官制度提供了典范,科舉制度是中國對于人類文明的一項重大貢獻。中華文化的生生不息,科舉制度功不可沒。

從被忽視被妖魔化到成為顯學

  中國人對于自己民族歷史上的許多制度和人物的評價,不同時期往往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有些事甚至可以達到“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程度,對待科舉亦是如此。

  20世紀60年代后期,包括高考在內的一切考試形式遭到全面否定,科舉制度和八股文變得臭不可聞,它們與鴉片、小腳、辮子一樣,被稱為“封建余孽”“歷史糟粕”,從中國文化體系中被徹底抹去。正常的升學考試制度也被稱為科舉的“余毒”,“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

  這一時期,由于教育界、學術界遭到歷次政治運動的沖擊,學術環境遭到了極大破壞,中國大陸科舉學研究陷入嚴重的低谷。一些諷刺和批判科舉制度的文章,如《范進中舉》《孔乙己》等被節選入初中語文課本中。近年,筆者應邀在全國各省市開辦的文化講堂講授科舉制度的演變過程中曾經做過調查,許多聽眾開始了解科舉,大多都是首先從中學課本中得知的。

  清代小說家吳敬梓創作《范進中舉》是一篇諷刺小說,節選自《儒林外史》第七回。該作品通過描寫范進參加鄉試中了舉人一事,運用夸張的修辭手法,刻畫了他為科舉考試喜極而瘋的形象,用岳丈在范進中舉前后的極其鮮明的肢體動作和言語表情,以及中舉后鄰居對他的前呼后擁和鄉紳贈屋等事例,重點刻畫出了一個趨炎附勢熱衷仕途,好官名利祿且世態炎涼的可恥的社會風氣,對當時社會及其陰暗的特征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魯迅在他小說《孔乙己》中,描寫的主要人物孔乙己,是在小酒館中站著喝酒而唯一穿長衫的人。為什么喝酒時也要穿長衫呢?這代表著讀書人的身份。這個連秀才都沒能考取的老童生成了大家取笑的對象。當有人說他偷何家書的時候,他極力為自己辯解:“竊書不算偷,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盡管已經落魄到這個地步,他還以自己是讀書人為榮。

  近年,許多中學歷史老師都曾發表文章,強烈要求在課堂講述《范進中舉》《孔乙己》等文章時,要正確評價科舉制度正面功績與負面效果。

  從科舉考試中,許多人還了解到了有一種形式“八股文”。以至于人們一提到八股文,很多人就會把它與“刻板”“陳腐”“明清科舉”聯系起來,禁錮思想,戕害人才似乎已是歷史定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國科舉史上最后兩科的考試內容,已經和當今公務員考試的內容基本相同。

  其實,八股文并非都是些食古不化的迂腐之作,歷史上很多的名家大師參加過科舉,留下過很好的八股文篇章。1300年的科舉制中,涌現出無數俊杰前輩,不僅有白居易、劉禹錫、王安石、蘇軾等偉大詩人與政治家;還有沈括、宋應星、徐光啟等科學家,甚至到了晚清,林則徐、曾國藩、張之洞等政治家皆從科舉中來。有許多學者指出:借鑒傳統文學的一些精髓,也是對傳承傳統文化的嘗試和創新。

  科舉制被重新提起,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事。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不斷深入,隨之而來的諸多社會問題日益顯現。社會上公民的道德觀念普遍缺失,以及在全球化中民族身份的迷失,都促進國家更加重視挖掘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價值。很自然地,科舉制度研究受到了更多人的重視。

  1983年春天,北京大學舉辦“比較文官制度研究班”,應邀講課的學者是美國卡特總統時期的人事管理總署署長(相當于中國的人力資源部部長)艾倫·坎貝爾,他在“開場白”中有一段話,特別值得中國人驕傲:“聯合國有關機構讓我到中國來講文官制度,我吃了一驚,因為我們一直認為,中國是文官制度的創始者。”“創始者”,它沒有經過任何國家的評選,但是世界公認,口碑相傳,這是何等的榮譽!

  2003年11月,“中國科舉文化展”首次走出國門,在加拿大溫哥華成功舉辦。近年又先后在廣西(2011年)、河北(2014年)、浙江(2015年)、黑龍江(2016年)、內蒙古、北京(2017年)等全國各地成功舉辦多次展出活動。

  從2005年開始,在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劉海峰院長的大力倡導與努力下,成功舉辦了第一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目前該學術專題會議每年至少舉辦一次,截止到2017年9月已成功舉辦了十五屆。在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積極參與和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下,其學術影響力逐年增強,業已成為國內外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系列學術研討會。科舉學已經成為當今世界范圍內的一門有影響的顯學。

  2007年,由上海嘉定博物館主辦《科舉學論叢》開始創刊,每年推出2-3輯,由線裝書局出版。該刊物自2010年起成為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專業委員會學術會刊。

  2016年,八股文首次入選杭州高中語文教材。在這批選編的語文教材中,包含的兩篇八股文分別是:明朝初期王鏊的殿試之作《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著名心學大師王陽明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另外一篇則來自于與“科舉”緊密聯系,并多次擔任科舉監考官的曾國藩的《與諸弟書》。

  從2013-2018年,筆者先后應邀在國內有影響的文化講堂開展以科舉制度的演變與發展過程為主題的講座,為了使講座的內容更加豐富,增加觀眾對于科舉現場的感性認識,筆者先后參觀過上海嘉定博物館、南京江南貢院,拍攝了大量的原始照片。走進江南貢院大門,仰望明遠樓,林則徐、李鴻章、曾國藩等曾在這樓上做主考官的身影似乎就在眼前;輕撫龍虎榜墻,唐寅的名字曾在這墻上赫然高居榜首;凝視一間間狹窄的號舍,施耐庵、鄭板橋、翁同龢、張謇……眾多近代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就從這里走出了他們成功人生的第一步。

  用心講述這一切,難道不會讓每一位聽眾都凝神思索,科舉制度曾經帶來過的進步的力量!

  聲明:文化網http://www.pzigmy.icu/,本站除原創文章外,其他文章來源于互聯網,作者觀點并不帶表本網站,如果觀點爭議,請與作者聯系。

河南11选5开奖走势图